贫困是制约贵州发展的重要原因。贵州贫困人口达400多万,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分布广,是全国短板中的短板,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生态良好是贵州的优势,截至2018年,贵州森林覆盖率达到57%。2017年,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将其与“大扶贫”“大数据”并列为贵州发展“三大战略”,以“大扶贫”补短板,以“大数据”抢先机,以“大生态”迎未来。生态是贵州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脱贫是贵州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贫困人口的脱贫依赖贵州良好的生态,生态的保护需要人的力量,二者在良性的互动中实现和谐发展。基于贵州山水和本土文化,在脱贫攻坚中,铸就了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六盘水市盘州市舍烹村,六盘水市水城县海坪彝寨、黔南州惠水县好花红村等生态旅游扶贫名村,这些村代表了贵州生态旅游扶贫的成就,他们的不同做法给国内国际社会生态旅游扶贫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式,是生态旅游扶贫的“贵州模式”,是观察中国脱贫,特别是自然生态旅游脱贫的重要窗口。

　　“最美红村”——花茂村,红色乡愁+生态乡村建设+乡村旅游扶贫模式。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因2015年荣膺全国唯一“最美红村”殊荣而引起关注,花茂村是一个有厚重历史的村落,红军长征路过这里,还有传承至今的明末清初陶艺作坊。对于花茂村来说,人们记忆中的不仅是红军故事与土陶,而且是一个“增收难、留人难、村容差”的穷村子。5年多的时间,花茂人就通过旅游改变了自己的家乡,人均年收入增加了1.5倍,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98%,成为“百姓富、生态美”示范村。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花茂村时说“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乡愁中国在花茂村找到了他最美的表达方式,形成了红色乡愁+生态乡村建设+乡村旅游扶贫的“贵州样本”。

　　一是创新经营乡村理念,找准美丽乡村建设方向,奠定生态旅游发展基础。二是创新农业产业平台建设,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助推产业发展脱贫。三是创新村党支部建设,筑牢党支部脱贫攻坚战斗堡垒作用。四是注重文化建设,营造乡愁记忆。

　　“三变”改革第一村——舍烹村,“三变”改革+生态乡村治理+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六盘水盘州市舍烹村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而引起各界关注,更因其“三变”经验被写入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得到高度肯定而开启了农村新一轮改革的范式。舍烹村位于乌蒙山脉南麓,世居的汉、苗、彝等8个民族,世代“土里刨食,靠天吃饭”,是落后、偏远的“标签”。一场“三变”改革,让舍烹村的村民过上了“银子用马驮”的日子。先是转型建立盘州市普古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再是建立盘县普古乡娘娘山联村党委;三是在此基础上实施“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三变”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舍烹村发展方向、发展动力问题,是脱贫攻坚最有效最扎实的路径,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包容性发展的“造血式”内涵扶贫模式。

　　一是创新“三变”改革,激活脱贫内生动力。二是创新生态治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是创新乡村治理,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四是注重带头人的作用,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

　　生态移民扶贫的典范——海坪彝寨,生态移民+村落建设+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海坪彝寨生态移民是政府主导的易地搬迁扶贫项目,是从生存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地区迁移到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质是生产力的迁移,生产要素的重组,生产方式的转变,一定范围内生产关系的重建,海坪彝寨是一个搬出来的生态移民村寨,实现了搬迁一个寨子,打造一个景区,富一方百姓的愿景,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旅游发展新路。

　　一是创新生态移民规划,为移民可持续社会适应提供认知有力的保障。二是创新生态移民搬迁内涵,为生态移民脱贫安居乐业搭建多元保障平台。三是聚焦民族文化,突出生态移民主体地位。四是聚焦产业,突出生态移民脱贫致富路径。

　　“好花正红”——好花红村,数字村庄+民族文化+乡村旅游扶贫模式。以村为景,以文化为魂,让世界倾听“好花红”。好花红村因歌而名,是中国十大民歌著名布依族小调“好花红”的发源地,一曲好花红传唱上百年。借助大数据东风,好花红村将“农村变景区、村民变创客、民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形成了数字村庄+民族文化+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大数据带来了好花红村的变化,生态旅游扶贫“好花正红”。

　　一是创新数字村庄建设,助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二是创新产业融合,乡村旅游新业态助推扶贫蓬勃发展。三创新乡村文化建设,激发文化创新扶贫活力。四是创新旅游发展形象定位,提高旅游扶贫知名度。